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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读书班”的故事 文学院 张悠然 我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的张悠然，我的爱人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学，他现在在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工作。我们俩的藏书故事自然围绕着我们的研究工作展开。
我的研究领域是古埃及历史和早期航海史，我爱人的研究领域是突厥史和隋唐史。我们家的书严格来说不是藏书，因为并不是为收藏而购入，而是跟随我们当下的研究进行购书，以古埃及史、世界古代史、海洋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若干领域为中心向外扩展。上学时总会想象买书的界限，就是大概买到某种程度就差不多了。但现在越来越感到，随着研究的推进，买书看书这件事实在无涯之可望。当然，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放书的地方越来越捉襟见肘。庄子说“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可见他大概也是因为书太多不知放哪里才有此烦恼吧。
我们的研究看起来一个归入中国史，一个归入世界史，但在买书、阅读和学习中却是互补的。这不仅反映在我们家一种两本的书籍上（因为我们上学时各自买了同一种书），比如荣新江老师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吴玉贵老师翻译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更是因为我们家中互相推荐阅读、互相推荐购书和“读书班”的阅读习惯。比如我的研究用到埃及纸草文书等资料，他向我推荐了李零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胡平生的简牍研究以及敦煌吐鲁番学领域的研究。我们家也因此时不时召开“读书班”，阅读一些两人都共同有兴趣，对两人都有启发性的经典或最新研究，已经共读过的有王国维先生的《简牍检署考》、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荣新江老师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论著、考古报告或出土文献整理成果。这些阅读对于我理解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历程，反思埃及学界既有的考古报告撰写和文献整理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家的这个“传统”其实始于我们读研究生时，当时我们两人虽然都不学先秦史，甚至研究领域看起来离先秦史相当远，但研究生二年级时不约而同地去上一些先秦史的课，因此常常能在各种课上碰到，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经常会互相讨论，这就是现在家庭“读书班”最初的雏形。如此算来，这个并不久远的“传统”也即将满“十岁”了。我想，买书、阅读和研究讨论会是我家下一个十年，甚至更多的十年中持续不断的主题。 |
